1858 年(清咸豐8 年),清廷與英法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增闢通商口岸,台灣先後開放基隆、淡水、打狗、安平等四個對外貿易港口。1861年(清咸豐10 年),清廷在淡水設立海關司處。同年12 月,首任英國駐台領事羅伯特.斯文豪(Robert Swinhoe, 1836-1877)抵達淡水設立領事館,發現台灣有相當數量的茶運銷中國,到任後,他進行調查並提出報告,指出北台適合茶業發展,然而當時,除了斯文豪的台茶報告外,並無外商對北台茶業有所關注。直至1865年甸特洋行(Dent & Co.)駐淡水代理的杜德(John Dodd, 1717–1782),偶然發現淡水一帶的茶葉品質,深具國際市場價值。杜德買下烏龍茶運到澳門出售發現獲利頗豐。他透過買辦李春生(1838-1924),貸資予農,進行條件相當優厚的台茶收購機制,鼓勵種茶,從此開啟了杜德在淡水的茶業。雖然淡水茶業出口量仍小,但在杜德刻意經營之下從1866年起急速成長,成為淡水港引人注目的貿易項目之一,也從此與美商正式建立台茶市場,但因中國茶的競爭壓力,杜德長期經營至少4年,才讓台茶在世界市場中被看見,並非一蹴可及。1867年杜德成立「寶順洋行」(Dodd & Co.)。力圖擴大茶業經營的規模,他做了二大重要決策,一是立基艋舺,做為寶順洋行在台經營茶業的中心,二是在艋舺設立茶葉加工製造廠,以擺脫中國茶商對台灣茶業的加工控制權。杜德很早就注意到淡水茶業被限制的原因,主要台灣沒有自己的茶葉精製的工作組織。台灣茶商只能獲得生產及出口的微薄利潤,獲利最多的加工利潤全數落入中國等地的茶商手中。杜德經營台茶市場後,深知中國茶商的加工精製控制,對其獲利有嚴重影響,開始向廈門、福州一帶招募作茶師傅及茶工,嘗試建立台茶完整的產銷體系,儘管只是產銷體系的變革,卻對台茶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
1868年(清同治7年),杜德透過一系列的變革,將台茶生產加工權至中國茶商轉移至自己的手上,計畫在台灣北部最繁華的艋舺投資設立加工廠,出口台灣茶葉。透過李春生的引薦,取得有艋舺大檀越之稱的黃阿祿嫂同意,欲設立據點,卻因受到艋舺官方查封,致使寶順洋行無法順利租屋。不僅如此,主導艋舺商業事務的黃、林、吳等家族對外國商人相當不友善,導致外商因此多轉往大稻埕設立洋行,卻也間接削弱艋舺地區的政經影響力。由於杜德在北台經營茶業成功,吸引眾多商人競相至北台設行買茶,從淡水山區茶農、中間商及精製茶廠間,發展出複雜且綿密的台茶產銷網絡,為日後的大稻埕茶街奠下堅實基礎,也創造台茶出口之盛況,逐漸在日後躍居清末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1869年杜德以兩艘載滿台灣茶葉的直銷紐約,開創「福爾摩沙茶」(Formosa Tea)的黃金時代。
1895年日本開始領台後,對台灣推動一連串的近代化措施,也讓台灣茶業結構產生現代化的轉變,影響台灣目前的茶業生產模式。根據1900年(明治33年)的統計,台灣茶葉生產集中於北部,其中以台北廳的芝蘭三堡、八里坌堡、基隆廳的石碇堡、深坑廳的文山堡、桃園廳的桃澗堡、海山堡與新竹廳的竹北二堡為主要產地。總督府在領台之初,數度派出包括藤江勝太郎等至台北、桃竹苗等產茶地方進行相關調查,雖然台茶在當時看似發展繁榮,但就整個世界茶業發展,台灣茶業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兒玉源太郎總督在1901年(明治34年)有關台灣殖產興業的演講中,提出「茶業挽回」的施政方針,顯現出台灣茶業在日治初期已出現危機。兒玉源太郎總督認為,台灣茶業的衰退其因在於在外國市場競爭力不足,提出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品質的策略。
總督府於1901年(明治34年)於深坑廳文山堡什五份庄(台北市文山區)、桃仔園廳桃澗堡龜崙口庄(桃園市龜山區)設置「茶樹栽培試驗場」。設立目的於試驗各式肥科、剪枝法,研究茶葉收獲量、品質高低與之關係,建立合適台茶發展的栽培方法。1903年(明治36年)建立「殖產局安平鎮製茶試驗場」,負責掌管製茶及茶樹栽培之試驗業務,同時也是台灣最早設立的半機械製茶工場,首任主任為殖產局農商課藤江勝太郎技師(1905-1909)。試驗場於1910年更為「安平鎮茶樹栽培試驗場」。
這是台灣第一個從事茶業科學研究機構,希望以科學研究的方式,提供茶業改良的知識,也藉由科學化的經營,研除台灣茶業生產舊有的生產製造習慣,說服茶農用科學化發展,致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茶品質及單價,謀求台灣茶業更好的發展。1922年(大正11年)時任中央研究所平鎮茶業試驗支所主任的山田秀雄,主張應設立「茶業傳習所」。茶業傳習所設立的目的,是為製茶的經營方式必須藉用科學的機械製茶,組織化的工業經營,方能與其他產茶國競爭,以此做為總督府對於台灣茶業重要的教育方針。
當時林口庄內茶園數百甲,菁埔為其中心,且地價低廉,庄民又願提供50甲用地,每甲以廉價250圓出售。當時林口庄長林進富極力爭取,提供菁埔公學校校址,並發動庄民開闢道路,以示積極爭取傳習所設置之意志。總督府最終決定以台北州林口庄菁埔,為「茶業傳習所」的預定地。
茶業傳習所負有改善台灣茶業生產、提高產量及改善製茶品質,提升台灣茶在海外之聲譽等重要使命。受訓者稱為傳習生,於1930年(昭和5年)6月2日第一屆共45名傳習生入學。茶業傳習所的任務在傳授台灣茶業者關於茶業經營上必要的知識技能,而教育對象以茶業子弟為主,傳習生在傳習所修業年限為一年。
從1930年(昭和5年)起,茶業傳習所每年平均招生約30位傳習所,直至1943年(昭和18年)因戰爭關係停止招生,日治時期茶業傳習所共招收14期,共有409位傳習生結業,這些人才結業後,仍活躍於台灣茶業的第一線上。
茶業傳習所的設立,是台灣第一所科學化進行茶業人才培育的教育研究機構,為台灣茶業人才的培育建立良好的基礎,其意義是台灣茶業進入系統化培育人才,擺脫過去父子經驗知識相傳的狀況。

戰後傳習所師資有吳金斗、林馥泉、林復等人,都是中國來台的製茶專業人士。
1946年(民國35年)3月,國民政府派員至台接收,並於同年(1946年)10月8日公佈組織規程,將原本的總督府茶業傳習所,定名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茶業傳習所」。1950年(民國39年)更名為「台灣省農林廳茶業傳習所」,1968年(民國57年)改隸合併為茶改場,更名「台灣省茶業改良場林口分場」,1945至1968年(民國34-57年)共招訓8期培育233位傳習生,成為戰後台灣茶產業持續蓬勃發展的中堅人才。
為求台灣茶品質一致,消彌茶菁爭購現象,合理劃設茶業產區,1952年(民國41年),劃定林口為「全省示範茶業」,成立指導委員會等組織,將茶工廠整理並成立11個茶工廠,限制茶廠之訂定再設及生產標準,並審核設立示範園104處,配合技術講習訓練改進生產技術,提高茶菁質量,供應工廠製茶原料,開創台灣茶的經營管理模式。
1956年(民國45年),為配合4年經濟建設計畫,將從日治時期延至今的一年制茶技術人員訓練制度暫辦理。改辦「改善茶園耕作管理方法」講習會,調各地茶農,做短期培訓。1968年(民國57年)5月13日,政府為統一事權,精簡機構,以加強台灣茶業之發展,將農業試驗所所屬平鎮茶業試驗分所、魚池茶業試驗分所及農林廳茶業傳習所等三單位合併改組為「台灣省茶業改良場」,直接隸屬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設總場於平鎮分所原址,原台北縣林口鄉之農林廳茶業傳習所改為林口分場。
從1979年(民國68年)奉令遷場後,林口茶業的產量就開始急速銳減,原本以茶樹耕種的戶數從來來的769戶,銳減為318戶。往昔林口茶鄉的盛況已漸漸衰退,其主要原因有三。
茶業生產利潤降低
當時世界產茶區,印度、錫蘭等地一直都為台茶的強力競爭者,這些茶區所產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因價格低廉、品質佳,使得台灣茶很難與之競爭。因此台灣茶在國際市場上外銷逐漸受挫,從1971年-1981年(民國60-70年),台灣茶外銷量減少約一倍,加上林口茶區的茶樹樹齡老化,經營粗放,致使品質、產量均降低,單價偏低,造成茶農收入不足以支付工資等經營所需。
其他產業興起
當政府進行林口新市鎮計畫,決定將林口分場遷出後,對於林口的茶農並未積極進行轉導、技術、資金上的轉型支援。茶農沒有技術支援、缺乏資金的補助這樣的結果,致使林口茶葉在市場上競爭力開始低落,茶農在茶產業的經營意願逐漸降低,茶園疏於照顧,進入了惡性循環,而被其他新興工業所取代,如七○年代興起的磚窯工廠。
新市鎮計劃的影響
1968年(民57年)政府準備施行林口新市鎮都市計畫,許多茶園都在徵收範圍內,另外有些茶園更被劃入特定區,做為工業區或住宅用地。
早期林口的茶業,因適宜的自然條件而興起,但生產方向以外銷為主,因為國際市場需求降低、成本變高,然生產方式未獲得改善,致使難以與對手競爭相抗,加上林口新市計畫的實施,以外銷做為主要市場的林口粗制茶因此逐漸沒落。目前林口還有在種茶、製茶、銷售茶的茶農目前只剩三家還在勉力經營。
1929年(昭和3年)出生的謝進掽老先生,祖先輩世居在林口區嘉寶里,7歲時跟父親一起搬上來林口頂上居住。18歲時進入茶業傳習所當工友,1983年(民國72年)進行遷場時才辨理退休,共在傳習所裡工作三十八年。茶業改良場林口分場進行遷場工作。於1980年(民國69年)購買台北縣坪林鄉土地,欲為建場用地,未料台北縣政府於1981年(民國70年)12月2日公告北勢溪集水區禁建,該土地因位於翡翠水庫上游集水區禁建範圍,遷建計劃因此一波三折。直至1984年(民國73年)購地石碇鄉小格頭約10公頃土地,作為遷場用地。
茶業傳習所設置於林口時,光是茶園佔地約50公頃。根據林馥泉民國36年的《台灣省政府農林處茶業傳習所工作年報》的紀錄,當時茶業傳習所共65公頃。現今林口國中的校地由時任台北縣議員陳添秀爭取2甲土地撥為設校用地。
就謝進掽口述當時農林廳茶業傳習所的傳習生需有高農或是高中生的學歷,畢業後會分發工作至鄉公所或農會推廣股,如果家裡有經營茶園就會讓傳習生回家經營,高農(農業職業學校)學歷免試入學,一期只招收40名學生,全台灣只要符合他招收標準皆可以考試入學。228事件時茶業傳習所也捲入事件當中,當時局勢混亂也有民眾集合闖入傳習所搶走豆餅、農具等,依林馥泉所長的報告書,對於此事件也進行說明,提到在地傳習生保護外省籍員生,負責維持所內的安全。
謝進掽老先生在茶業傳習所38年的歲月,歷經4位場長林馥泉、林復、黃泉源、翁連福(從茶業傳習所建立到遷場前分別為田邊一郎、穀村愛之助、清水利男、林馥泉、林復、黃泉源、翁連福、胡家儉等…),當時就不同茶分成四位講師,紅茶、綠茶、烏龍、包種各1名,其中深坑前來授課的教導包種茶製作的陳榮源茶師最讓謝進掽先生敬佩。茶業傳習所提供非常完善的設施,供傳習生實生實習之用,在茶園栽培方面規劃有60多種,傳習所建築為2層樓建築,1樓為辦公室以及各試機械安置,頂樓為紅茶的室內萎凋室以其他製茶設備放置處。紅茶、綠茶、煎茶銷售國外市場,國內市場以包種、烏龍為主,以標售的方式以價高為主,早期古法做茶水色較深比較黃豔,茶也能久放。而且傳習所的倉庫設計非常精良,門還有綿布蓋在門上,頂上再加蓋密合,將空氣阻絕。放置一整年香氣還是很足。
謝進掽老先生,依舊在林口的茶產業裡活躍著,在地的茶人不時上門討教其製茶、喝茶的經驗。由於他從日治時期就在傳習所中的經歷,在退休前常參與茶的評審。
一手建立駱雲茶莊的駱錢先生,從父執輩開始種茶,現為林口茶班班長的他,五○年代從外公張木枝先生位於湖北里的「成春製茶廠」學習製茶技術,在那個年代光是林口地區就有二十多間大茶廠,外公張木枝的成春製茶廠,也是「林口鄉茶業生產合作社」11所發起茶廠之一。張木枝為台北縣第1屆林口菁湖村村長,也是林口地區重要的寺廟永善寺的管理人,為當時林口重要的地方頭人及地方仕紳。
駱錢先生銷售茶的方式,不同於其他茶廠等候茶販仔來收貨,而是主動至台北茶行推銷。這個方式是張木枝先生帶領他的母親張清汝女士一一在台北茶行銷售,然後再教給駱錢先生的,若是茶行願意泡他帶去的茶樣品,茶行就會詢價,彼此對價格滿意就進行買賣。駱錢回憶當時,坐著公路局,到台北茶行觀察目前市場流行趨勢,發現哪種茶葉銷路好,就趕緊回林口製作。與之交易合作的茶行遍布貴德街、歸綏街、重慶北路一帶。和茶行講好價錢,茶行都是開支票支付貨款,早期茶行大致都開支票,駱錢回憶,他遇到最久的支票開到三個月,只有林華泰茶行是現金交易。常在台北茶街走跳,茶行就會認識,早期在茶街自產自銷的茶人非常多,當時以台灣北部的茶農為主,林口、淡水、石門、苗粟、新竹的茶人都到台北茶街兜售。駱錢先生分享,當時的林口全都在種茶,甚至到現在長庚醫院整片都是茶園,當時尚未建設高速公路,只有一條省道通過。
當時在林口地區的茶葉銷售系統分為2種,一種是茶販仔來收,茶販仔不是每種茶都收,而是依市場的需求收購,另外一種是自產自銷,帶到台北茶行去兜售,他分享為因應當時茶農售茶的模式,產生茶棧的商業模式,早期若是要收茶沒有店號,就會暫借茶行,有時裡面會有數十名茶老闆等侯買茶。茶農帶著茶葉進行試泡,滿意就銀貨兩訖,然後就給茶行(棧)的老闆抽成,叫勾仔費。因為有買跟賣的需求,形成了茶街裡的茶棧交易市場,在大稻埕裡不止一間茶棧仔。所以當茶農在這間茶棧交易沒有成功的話,可以繼續往下一間茶棧進行交易。目前駱錢先生由於年紀漸長,後輩正在培養製茶,專注意於製作老茶及茶籽油。
林口周氏家族,祖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十六都南門外西州鄉石竹湖尾。從周氏族譜世系表來看,周氏開台祖周朝章,於1814年(嘉慶19年)自晉江原籍渡海來台,遷至當時八里坌堡大坪頂南勢埔庄居住。遷台初期,先暫搭草屋在滿佈刺竹的地方,故取名「刺仔腳」,即今林口南勢里的井子厝。而周基壽先生的茶廠就在現今井子厝站的公車站牌旁。
周基壽先生父親周承塵為林口鄉第2屆的鄉民代表,他在家中排行第7是那輩最小的孩子,台灣話說「屘房出叔公」,在林口很多周氏族人都要叫周基壽叔公,從旁驗證周氏家族在林口的興旺。
周基壽回憶童年時期,一早就上山農事。種茶及製茶的手路是家傳的,早時製茶不像現今為機器輔具製茶,人工炒鼎,碳火燒起,赤手空拳翻炒。周基壽回憶孩提時家裡茶工廠製茶屬粗製茶,主要做為外銷。南勢製茶廠堆茶的倉庫,高度差不多二層樓高,今日做好的茶就一層平舖,明天再做再一層,一層層上去,包裝時打開倉庫,倉庫裡茶葉層層分布清楚,每日製作的茶葉顏色不一,要裝堆時為要求平均,耙子由最上面直線耙下來,包含整年茶葉,品質才能穩定。台灣茶業外銷的黃金時期,當時光是林口的茶葉產量就佔當時台北縣的一半。在台灣茶外銷黃金時期約1960-1970年代,台北酒家都是招待茶行老闆,當時茶業真是風光。
1980年代,台灣茶業外銷達到最後的燦爛時刻,然後直落走下坡,不得不將原本外銷的茶業市場轉為內銷,也造成原本以粗製外銷茶為主的台灣北部中低海拔茶業,面臨劇烈的衝擊。周基壽表示茶業是看天吃飯,因而有人說「炒茶艱苦三代」。目前製茶第3代的周基壽先生也開始逐漸交棒給第4代的周業斌先生,畢業於中興大學農業所的周業斌先生,將所學的專業在自家的茶園裡實現。